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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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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公

 

仔公就是我的小爷爷,民国四年出生,其实他也就比我爸大十几岁而已。我祖父有六弟兄,祖父第二,仔公最小,读过书,他自己写成刘嵘峥,但人们都说笔画太多,写起来麻烦,干脆就写刘文争,小名“园仔”。仔公身材修长,体型偏瘦,略显单薄,走路双脚呈明显的外八字形,却别有一种洁净儒雅的气度。在我们那个乡村,仔公有博古通今的学问,似乎他说出口的都是真理,大家对他都敬重几分。教训起我们那一帮顽劣少年常常是态度恳切,言辞犀利,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他从不使用语言暴力,既不骂人,也不打人,只是转弯抹角给你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;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度,使一帮调皮捣蛋、飞檐走壁的淘气包,在他面前也变成一只乖绵羊。因小时候出过天花,仔公脸上留下一个个坑,所以有人往往在“园仔”后面加上“麻子”两个字,但谁也不敢当面这么叫他。

仔公能写得一手好字,专攻小楷,提毛笔的手有些颤抖,写出的字却格外好看。问他为什么,他说,这叫手颤字不颤。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写好的字上面撒一层金粉,颤抖派上了用场,先用笔蘸点金粉,颤抖着撒在字上,厚薄均匀,很是好看。他是攸西一带有名的道士,解放前以此为业,地方上有人老去,便会过来叫他去做道场,方圆百十里都有他的生意。热闹的人家做三天三夜,普通点的一天一夜。念经唱道场的时候,仔公会穿上一件特殊的法衣,前面绣有阴阳太极和八卦的图案,仿佛变成了一个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。念经时,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。念、唱、吹、打,样样来得。一场道场下来,他能赚一些钱。每次做道场,他都要领着小道士和孝子孝眷折腾到了凌晨三四点。他手举招魂幡领他们围着灵柩转圈圈,嘴里念念有词,大概是一些“无量天尊”之类的语句。道士这种“职业”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“龌龊”或“滑稽”。这是种地位并不低的“工作”,像仔公这样的道士,在任何人眼里都是一种“长者”的形象。
我猜想仔公一定极有内才,他懂得死者家属的内心所想,知道应该说出什么样的“好彩”,以安抚死者家属受伤的心。在唱道场的时候,他能够把死者的一生改编成“台词”那样,用说书、说唱的方式娓娓唱出来,主题都是“人生的悲哀”,外加死者生前做过的各种好事,这类似于某种“赞美”。极易勾起死者家属的伤感,及时把他们从悲伤中拉出来。这是一门学问,需要厚重的生活阅历垫底,否则死者家属一定会不乐意,道士的口碑也就会受损。仔公就有这个本事。

解放后,唱道场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,道士被认为是迷信职业者,政府力主破除迷信,对道士的一些活动明令禁止,加以取缔。仔公懂得与时俱进的道理,收拾起法衣,积极参加土改,合作化以后,更是一门心思当社员。因为有文化,还当过大队会计。我们这个生产队大部分是一个家族,仔公辈分高,所以也没人为难他,他照样受到尊重。政府对他也客客气气的,从不为难他。比如,文革期间,生产队有的后生打煤炭到城里去卖,他们利用中午休息的机会,到桃水煤矿用土车子装一车煤,一般是300斤,放下煤后正好赶上出下午工。晚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动身,把煤推到攸县城里出卖,卖完煤赶回家再出上午工。在桃水煤矿每百斤煤九角,到城里每百斤一般能卖两块五六,这样耽误一个早晨工,可赚三四块钱。上面说这种行为是走“资本主义道路”,一些人想不明白,推几车煤去城里卖,赚几个小钱也是资本主义?仔公解释说:煤炭,也是商品,你把它从甲地运到乙地转手加价卖出,就是投机倒把,就是资本主义。上面的人一个劲赞扬仔公的理论,我也很是佩服。

我很小的时候,最喜欢仔公带我去三个老姑娘家,老姑娘是仔公的姐姐。我至今也不明白仔公有二十几个侄孙,为什么他偏偏只带我一个。路上走不动时,仔公还得背起我,我又有些依赖,趴在仔公背上不下来。到老姑娘家里当天是不回家的,得住一晚,五六岁的我,什么也不能做,洗脚、洗脸,吃饭全靠仔公张罗。在老姑娘家,我喜欢跟着大一点的孩子放牛,躺在草地上,欣赏起那些白云是如何飘过枝头来,悄悄地走来,又缓缓地离去。看山鹰在空中盘旋,看鸟儿惊恐地从头顶飞过,看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……

我自打记事起就喜欢往仔公家跑,一玩就是一天,那个时候还有我的曾祖母,也就是仔公的娘,跟仔公住在一起。记忆中他们一家,曾祖母比较严厉,仔婆有点不苟言笑,仔公却是很随和的,大家都很喜欢去他家玩。就像约定俗成的规矩一样,吃完晚饭,就会有人提议“走啊,去仔公家里玩……”。有一次,我一个人到仔公家,他拿出不久前拍的照片给我看,上面写了一行字:“是我非我,非我是我,貌在其外,神在其中。”我不懂什么意思,仔公笑着说:这照片是我的,但又不是我,它只是一张照片而已。所以,是我非我,非我是我。照片上的人的面貌确实是我,但它只是貌似,不是神似。所以,貌在其外,神在其中。

我明显感到,仔公是喜欢我的,他经常出些谜语让我猜,或者出些题让我做。什么“一个老倌九十九,背上生只瘸子手”、“两弟兄,隔只坳,一生一世看不到”。还有“树上十只鸟,拿铳打下一只还有几只?”“一只桌子四只角,锯掉一只还有几只?”我年纪小,当然猜不出,算不出,他们便哈哈大笑,说我是大笨蛋。有时,我会安静地坐在大人和老人旁边,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故事。讲日本鬼子的残暴,讲强盗的野蛮掳夺,我的大伯祖,就是被日本鬼子枪杀的。有时也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事情,讲一些笑话。那时虽然没有电风扇、电视机,我却感到夜生活是那么的丰富,那么的多彩。可每次一进去就会发现这么多人,男人、女人、老人,小孩,把仔公家本来就不大的堂屋塞得满满当当……男人聊天,女人做鞋,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,就是评工分,看每个社员今天的劳动能值多少工分,这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,也是最紧张的时刻。社员们往往会为了一厘工分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拍桌打椅,互相骂娘,人人唯恐评工分吃了亏。吵吵嚷嚷的,往往忙乎到半夜。

仔公屋后的壕基上有一棵苦槠树,这是一棵伴我成长的苦槠树,那枝繁叶茂的大伞至今难以忘却。这棵苦槠树是我们家乡唯一被大自然塑造得婀娜多姿、虬龙盘底的风水古树。苦槠树,常绿乔木,春来花满枝头,秋后果实满枝,洒落的种子,是纯绿色的物品。苦槠树,十分眷恋土地,不管在何处安家,从不计较环境条件的优与劣,凭着自己的顽强拼搏、开拓进取精神,将自己的家乡装扮得尽善尽美,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处于协调和谐之中。在我的印象中,苦槠树盘结纵横,老根裸露,树干下部开裂,小孩子常在树枝上捣鸟巢,大人们则在树底下议论着生产队的琐事。每天早饭后,人们自觉地来到苦槠树下,抽口烟,拉几句家常,等待生产队长派工。其实也无须派工,生产队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铲草皮,老人挖草皮,妇女小孩挑,天天如此。所以仔公只需拿把锄头就行。

苦槠树在生产队越来越受欢迎,老人每天喜欢去树下转转,出门刚回来的青年,慢慢走到树下,回忆起童年趣事,小孩无聊,在树下玩游戏。老婆婆带着自家的新媳妇也来凑热闹,听着人们说到可笑之处,新媳妇捂着嘴咯咯地在笑。有的在下棋,有的在回忆有关于苦槠树的一切,怀念那段光阴。我觉得苦槠树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,并且自始至终地坚持将奉献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。

苦槠树对于我们生产队,还有两个重要的贡献。一是大约在1963年,在苦槠树下,诞生了一支锣鼓队,我便是其中一名成员。五个半拉大的孩子,在仔公的教授下,摆上家伙,哐当哐当敲打起来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,这锣鼓与生产队的山水的融合是多么的和谐。锣声飘荡云天,鼓声回震山水,云天与山水间飘荡着这震撼人心的音乐。音乐声中陶冶了这一方勤劳勇敢乐观的人民。人们的心弦随着锣鼓声的震动共鸣,热血随着锣鼓的节奏而奔涌。可惜我没有学多久就要上学去了,但人们并没有忘记我,以后讲起打锣鼓的事,我仍旧是大师兄。二是在1961变冬天,天气异常寒冷,生产队出不了工,大家便在苦槠树下燃起篝火,由仔公教习打字牌。这种字牌地域特色鲜明,文化气息独特,很快得到了人们的青睐。小伙子们乐此不疲,当然,妇女们是没有这份闲心的,她们要做鞋、补衣服,准备过年。

以后我走南闯北,在外工作多年,直到1980年4月,有消息说,仔公已经病入膏肓,我急忙赶去见他最后一面。仔公蜷缩在床头,已经躺了好些日子了,沉重的呼吸声仿佛在告诉我们,他正在与死神挣扎。他是想看我们最后一眼。只见他眼睛微闭,已被死神折磨得无神。疾病吸干了他的精血,看上去像架快要散架的老风车。我大声地喊他一声,他吃力地眨巴一下眼睛。见我回来,他右 眼吃力地睁开看了我一下,然后永久地闭上了。大家的哭声汇在一起,为仔公送行。

屋后高高的土堆,是仔公永久呆的地方,这堆土,又成了我思念仔公的寄托。它周围高高的松树青翠欲滴,那里野草旺盛生长着,让他永远都不会孤单。只是我再也没有地方去叫仔公了,仔公也只能无数次地走进我的梦乡,只有在梦乡里,仔公没有死,而是鲜活地活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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