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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楷模——刘舒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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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楷模——刘舒轩

穆塘刘氏,一个约4000多人的家族,或许并不为人所熟知,却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第十九世孙刘舒轩孝敬母亲,积德行善的事迹是所有族人的骄傲,后人都亲切地叫他舒轩公。也正因有他的影响,穆塘刘氏后代至今依然坚持敬老孝亲,坚持“做好事,做好人,唯耕唯读”的祖训。

刘舒轩,生于清嘉庆丁巳二年(1797)十月二十二日,殁于清同治癸酉十一年(1873)八月初九,享年七十七岁。刘舒轩“生有异姿,额广方颐,美须髯目,能自顾其耳,高七尺躯,腰大盈抱,声如钟磐。居常端坐,不苟言笑。”他的父亲刘建炽,“世泽缠绵,人文彪炳,邑人莫不啧啧称之”(攸县教谕申介语)。其母旷氏,“仁厚宅心,乐善不倦,总集福荫,备至嘉祥”(攸县知县德钧语)。他们生育了舒轩、麟轩、辉轩、梅轩四个儿子,刘舒轩居长。刘舒轩27岁时父亲建炽公去世,逝世前,建炽公把四个儿子叫到床前,叮咛,嘱咐一番。交代他们要勤俭持家,积德行善,传宗接代,光宗耀祖。还特地叮嘱刘舒轩:“自有人民而后有夫妇,有夫妇而后有父子,有父子而后有兄弟,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。”那时弟弟都还年幼,刘舒轩独自挑起了照顾母亲和抚养幼弟的责任。父亲死后遗留田租120石,旱土30多亩,舒轩公苦心经营,十三年间,增加田租三百多石,给三位弟弟都娶了妻。道光丁酉十七年(1837),兄弟分家,舒轩公将家产平均分成四份,自己带着母亲一起生活。以后,舒轩公拼命劳作,勤奋耕耘,家境不断改善,越来越富有。到同治七年(1868),由于经营有方,拥有田租2600石和山林、园土不计其数,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。除此之外,他还留给人们几个字:孝亲、积德、行善、敬祖、睦邻。

孝娘亲

“心中没有父母,这人不如猪狗。”话虽说得难听,却是舒轩公的肺腑之言。他认为“万两黄金非是富,一家安乐自然春。”舒轩公和他的三个弟弟和和睦睦,相敬相爱,对待母亲旷氏非常孝顺。旷氏儿孙满堂,环绕膝前,一生乐善好施,肯于助人,经常施舍,遇到灾荒年或是别人灾祸,有向她求助的,都会拿出借款,并当着借粮借银的面“悉付诸火”,让他们消除背债之忧。旷氏要求子孙不仅倡孝,还要积善——做事,“要做好事,好好做事,贵勤奋,上求卓越,成就好事业;做人,要做好人,好好做人,贵自律,上求高尚,铸就好人生。”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舒轩公兄弟四个。

兄弟分家时,刘舒轩“分”到了一再坚持只要长子养老的母亲。从此,他每日依偎在母亲身边,“朝夕侍奉,无顷刻离左右”。生怕母亲孤单,兄弟们经常聚在旷氏跟前,跟母亲谈心。他说,最孝顺的人是一直陪在父母的身旁,如果父母待我们如客人,这孝顺从何谈起?母亲年迈,起居出入舒轩公均左右搀扶,一步不忍离开。饭菜熟了,就亲手递到母亲的手中;端来的洗脸水,总要提前摸摸水温,生怕烫着母亲;母亲要上厕所,刘舒轩就手牵着手,成了母亲的“眼睛”。母亲所用衣服、被褥污秽时,他均亲自洗涤,不委以家人,连大小便的溺器等,均自躬身。数十年如一日,从不间断。有人对舒轩公的做法不理解,舒轩公回答说:“孝顺父母是做儿子的本分,怎能让他人去代劳呢?”即使这样,刘舒轩也还忏悔自责,扪心自问,反省自己在哪些地方有差池。他对朋友说:母亲的命运与我紧紧联系在一起,而我能够给予母亲的却总是有限或者少得可怜,或许你们认为我已尽力而为,但比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却远远不够。

刘舒轩还在家中摆设香案,每天洗手掸身,向菩萨跪拜,求佑母亲长福长寿。如遇旷氏有病,他跪地三叩首后声声祷告,如泣如诉,祈求保佑母亲病早日好转康复,并愿以身代母之躯。只要母病能痊癒,将亲至菩萨跟前烧香还愿,可谓情切切,意浓浓,虔诚至极。躬侍汤药不解带,亲自调治汤药,亲手喂药。其余时间站立床后,不断呼喊母亲,直到母亲睡熟才轻轻离开。

旷氏九十多岁了,患有老年痴呆症。这时,刘舒轩也有七十多岁了,为了母亲的欢愉,他每天坐在母亲身边的地下,让母亲摸着自己的头。有一天,旷氏突然大哭不止,要寻找自己的母亲。刘舒轩告诉她,外祖母已去世多年,,旷氏还是不信,哭得愈发厉害,口口声声要去见娘。一时间舒轩公无计可施,最后想出了办法。他叫人抬来一张大扶椅,上面垫上厚厚的被褥棉絮,让母亲坐在上面。刘舒轩站在椅后,用手挡住额头,叫儿子们抬着椅子在厅堂内疾走。一会,有人学着外婆声音高喊:“外婆来了!”旷氏信以为真,向着来人倾诉当年母女恩情,还要媳妇儿女鸣放鞭炮迎接,自此,旷氏再也不哭闹了。在舒轩公兄弟的精心照料下,旷氏五世同堂,活到了九十九岁,无疾而终。

 母亲病逝后,舒轩公“每日痛哭,至水浆不入口”。选定离家不远的穆塘洲下葬,以示依依不舍之意。每日早晚带着三个弟弟到庐墓旁焚香吁天,哀号震地,就像找不到父母而无依无靠的孩子一样。蔬食三年,戴孝三年,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愿把孝服除去。清同治癸酉十一年(1873)逝世前几日,刘舒轩感到难逃一死,遂把孙子叫到跟前说,我死后把我葬在母坟右侧下田里,表示常伴母亲,与母亲生死相依。舒轩公死后,孙子们奉遗命将其葬于母坟右侧。由此可见,刘舒轩的孝顺超过一般的常人,感动了邻里之人,如果当时评选敬老孝亲之星,刘舒轩应该当之无愧!。

刘舒轩以孝悌传天下,亦感动朝廷。在“孝治天下”的封建时代,官府多次召唤舒轩公衙门公干,可舒轩公以母亲年事已高,体弱多病需要照顾为由,拒绝上任,成为孝道的光辉典范,产生无与伦比的孝感效应,穆塘刘氏涌现了难于计数的孝子贤孙。

广行善

攸县西部曾经有一条很出名的古道,西起攸西重镇小集,东止于攸县县城,历史上为攸县西部的主要出口通道,是攸县、茶陵、安仁连接衡山的交通要道。那时县与县之间连接的路称“大道”,也称“县道”,攸衡大道是攸县的三条县道之一。千年古道承载着千年历史,古往今来,这条古道来来往往不知走过多少英雄豪杰,也不知过往过多少文人骚客;这里曾有过太平军的战马嘶鸣,也留下满清骑兵践踏中华大地犯下滔天大罪的铁证。攸衡大道是旧时人们去南岳进香的必经之地。每年秋季,醴陵、茶陵、安仁,酃县等地去南岳进香的香客南来北往,络绎不绝,古道上的村民对这条古道分外钟情。来往于攸衡之间的货物由于关隘相阻,都必须由人力肩挑背扛赚些脚钱以求温饱。千年古道犹如人生的一个大舞台,演绎着世间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见证了人性的善恶美丑。也目睹了刘舒轩修筑石路的惊人壮举!

攸衡大道,其实就是攸县到衡阳的必经之地而已,由于来往人马众多,道路极易损坏。全都是宽宽窄窄的泥路,尤其是楼脚垅,路宽不过一尺左右,更多的则是田岸,即稻田与稻田之间的一道道小坎,农人为了田里多种一行水稻,那些田岸都做得窄窄的,至多半尺宽。就是这些溪岸田岸,构成了蜘蛛网似的乡间小路。这里的土大多是黄泥土,易积水,黏性特别强。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只要有雨,有雪,它们给乡间的小路制造出了空前的泥泞。雨雪过后,宽宽窄窄的泥路全都成了烂泥,人走在上面,一滑一蹋,走的人一多,就变成了粘稠的泥浆,让人举步艰难。这条路太需要修了!

攸县知县德钧在《朝仪大夫舒轩先生七秩寿序》中说:“自城北达古路山,为攸茶衡三邑冲衢,每逢雨雪,沾濡泥淖,灭跗踢伏增忧,先生出重金鸠工伐石砌修俾往来行旅,擅擅然车连马骈,万趾鱼贯,以达于潭壩江。”清道光庚戍年(1850),刘舒轩之母旷氏见乡民进城困难,吩咐刘舒轩修路。刘舒轩不敢不遵,召集族人说:“孝悌者,莫予以慈,慈者能善,善者为德,既有孝敬严慈,何不以敬孝行。”刘舒轩和兄弟刘梅轩决定翻修古道,从睦塘塘口直达攸县县城,全长近25华里。刘舒轩出资四千缗(相当于白银四千两),不向群众摊派分文。他们在睦塘开凿石板,石板宽三尺,厚五寸,用人工抬,小车推,途中要修建鸭塘铺桥、茅坪桥、鲶鱼桥三座桥梁,三座桥梁的石料,也在穆塘开采,长石三尺以上,短石也有两尺有余,每块重达数百斤。三座桥梁,茅坪桥工程最巨,高达三米,桥宽五米,红石结构,三沙盖顶。一座桥就费银数百两。

石板路修好后,极大地方便了西乡群众进城和商旅通行,刘舒轩兄弟捐资修路的义举被传为佳话。廪贡生刘兆銮在《梅轩先生传》里说:“鸭塘铺通衢,行者恒苦于淖。先生恻然丈之而估其值,鸠工修整独力以成。泥者石之,陂者平之,旅人无阻滞之艰矣!”廪贡生刘兆銮在《刘公香承先生墓志铭》里又说:“楼竹垅通衢,解囊续修,复其夷坦,瓚前功也,遗言修桃水谭家桥似君秀峰董其役工,费约数百緡。行旅往来,上自高车驷马之荣,下逮贩夫驿卒之贱,莫不过此。”

同治癸亥二年(1852),刘舒轩又一次出资修筑了从古路山到鸭塘铺的石板路,加上已修的,长度达到30里。

现在,一百多年过去了,鲶鱼桥、鸭塘铺桥早已毁坏,只有茅坪桥,作为古代交通设施的历史遗迹,孤苦伶仃地矗立在浊江之上,曾为人们的生活、生产发挥过重要作用石桥,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成为美好的乡村记忆。可是,有谁记得当初为修桥而呕心沥血的刘舒轩呢?
    修好石板路后,刘舒轩又修了石塘油菜港的两处陂坝,解决了一千余亩稻田的灌溉问题。此外,其他地方修桥铺路,建设祠堂庙观,舒轩公总是积极响应,或出钱,或捐田产。

积大德

舒轩公家中富有,然而他立下规矩,不准媳妇儿女养仆蓄婢,家中一切事务都要自己动手。他家曾经有五个婢女,舒轩公把她们视为亲生,待她们长大成人,张罗嫁出,置办嫁妆,如同自己嫁女。有时半夜三更有人将女婴遗弃在舒轩公家门前,他一定会将婴儿抱回家中,出资延请乳母抚养,把她当作亲生。这样前后共抱养20多个。临死前对孙子们设:“吾殁后,仍如吾行,吾与尔祖母在九泉佑之矣。”孙子们牢记爷爷教诲,不敢有丝毫差池,先后收留了十多名弃儿。

刘舒轩的家就在睦塘岸边,依山傍水,绿荫环抱。农活忙时,每天与农夫为伴,乡亲邻里相处得很好,互相帮助,不分你我。平时教子读书,诵经礼佛,日子倒也过得快乐。同治壬戍年(1863),天气出奇地暖和,七个月内滴雨全无,池塘枯竭。禾苗一天天枯萎,造成了多年少见的灾荒,整个攸西地区几乎颗粒无收,受灾的人口太多,官府赈济有限。而一些富有余粮的大户却利欲熏心,囤积居奇。百姓无力抵御,树皮草根,采剥食尽,室内鼠绝,死人无数,饿殍载道,白骨曝日,悲惨之状,处处皆是。

刘舒轩在当地堪称富户,每遇灾年,经常不吝家财,为政府捐助银钱,给灾民施衣舍饭,使当地百姓多次免受饥荒困厄。舒轩公见此情景,见此灾难,心急火燎,怜悯顿生,对兄弟们说:“乡邻之人将亡而不救,非义也。”心急如焚,决定竭尽全力,救民于水火。他捐出400石稻谷赈灾,派儿子刘名山操办此事。

刘名山接受任务后,不敢怠慢,到鸭塘铺集市设立赈灾点,请人五更起床碾米,挑到集市赈灾。开始人们不知刘名山的用意,不信世上有如此好事,后经刘名山反复解释,人们才相信真的来了活菩萨。刘舒轩的赈灾方法是,有钱的,可以拿钱来买;一时没有钱的,打个借条就行;打了借条,以后拿不出钱来还的,干脆不需偿还。这样,赈灾点门庭若市,多少灾民们领到了救命粮得以活命,以致粮库很快被挖空。刘舒轩便派人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购粮,不问价钱多少,装满就回。家里所有人员都到赈灾点帮忙,无一人例外。

同治庚午九年(1870),攸西一带又出现了严重的夏旱,塘里的水都干了,塘底地面都裂缝了,人们又一次经历生死的考验。这次,刘舒轩干脆拿出三百石谷,分发给灾民们,帮助灾民度过了难关。这次严重的灾害,睦塘一带没有一户因灾害而变卖家产或外逃,群众纷纷请求县政府对舒轩公予以表彰。

刘舒轩乐善好施,喜欢交游,家门前往来过客络绎不绝,每有客来,舒轩公总是热情接待,盛情款待,遇到远行行李缺乏之人,他一定接济。每逢青黄不接,对缺粮者借粮不收利息;遇到荒年,则开仓放粮,绝无吝色。

俗话说“苛政猛于虎”。有的衙门中人以为刘舒轩是大地主,有油水可捞,便想从舒轩公这里得到好处。同治甲子年(1854),上面来了个姓蒋的人来办军饷,几十人气势汹汹闯进刘家,要舒轩公出银数千。舒轩公不敢得罪,好生款待,反复说明自己出不起这笔银子,请求减少点。姓蒋的却态度横蛮,没有通融余地。在刘府住了几天,见目的没有达到,姓蒋的只得悻悻离去。以后,差役或一个月一次,或一个月几次骚扰刘家,每次来都是咋咋呼呼,盛气凌人,搞得刘家烦不胜烦。舒轩公和刘名山商议,此事一定要向省里反映。第二年新春,刘名山来到省里,找到抚台、藩台的两位幕僚,向他们陈述了姓蒋的的恶行。两幕僚劝他,这是上峰筹办军饷,没有什么特殊的。但是姓蒋的挟势逞强,应当夺其职。刘名山回来后,过了一个月,别驾到家,通知刘舒轩出军饷800金。

惠家族

刘舒轩平生急公好义,情系故里,造福桑梓,为家族公益事业,耗尽毕生精力。其高风亮节至今仍在睦塘人民中广为传颂。

建祠堂。刘氏老祠堂受近三百年风侵雨蚀,鼠咬虫蛀,已破败不堪,摇摇欲坠,可又没有资金维修。道光戍子年(1828),族内就有人倡议兴建新祠。此时,刘氏宗祠每年可收入田租80石,加上睦塘种莲养鱼的收入,已具备了建祠条件。道光己亥年(1839)春祭之日,族众商量建祠事宜。大家一致认为,老祠水法不合,应当择地兴建。公推刘舒轩为总理建祠,刘玉美等十人为派理建祠。新祠堂应当建在什么地方呢?大家察看了很多地方,都觉得不太理想。当年五月,刘舒轩得一梦,梦见几个穿古代衣服的人把刘舒轩从羊力冲引到虎形岭下开阳坪。刘舒轩疑是高人指点,次日与人到实地察看。登上虎形岭,只见穆塘水面辽阔,两岸风阜缭绕,风水极好,决定在此兴建新祠。新址确定之后,当即动工兴建。刘舒轩亲自到茶陵、酃县等地购买木料数千根,从水路运至阴山港,因清江水流量不大,加上又是逆水而上,运输极其困难。刘舒轩的儿子刘名山见此状况,坚持要代替父亲。一路上栉风沐雨,披星戴月,终于将木料运回家。到家时,“虽魁貌顿然变色,不闻其声者,几不相识。”费银三千,终于在道光庚子年(1840)冬把祠堂建成。祠堂面向睦塘,分前后殿,拱斗飞檐,雕梁画栋。门前有两只作势猛扑的大狮子,昂首伸爪。后院正、厢房门上浮雕着二十四孝,翎毛、芳草,万寿万福之类,以梅、兰、竹、菊为多,庭院用青石板铺就。大殿左边有两个天井,天井过去又是两个四合院,有两间教室,后边天井有凉亭通到上面,也有两间教室。大殿的右面是厨房和储藏室,还有一户住户。

设义学。道光二十五年乙已岁(1845)正月二十八日,刘舒轩和弟刘梅轩召集各房主事商议成立礼道义学,并订出了公约,规定:每年无论丰歉秋收时清完粮饷将净谷130石作为办学经费,招收本族8岁至11岁学生,不收任何费用。礼道义学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民办义学,广大孤苦无助的儿童不再成为私塾外的艳羡者,巨大的心理落差得以抚平。穷人的孩子得以安心读书习字,当地的“文盲率”大为降低。尽管义学奉行的仍是封建社会“知书达理”那一套,但也让人们得到了教化,摆脱愚昧、落后的生存状态。礼道义学开办后,清同治甲戍年(1847)以刘梅轩为首在祠堂右侧增修了仓房。并且将祠堂的祭租增至千石,为办好义学打下了基础。又于光绪辛卯年(1885)在祠堂左侧增修了厨房。清光绪壬寅年(1896),由刘安廷、刘子汉为首整修,油漆并增修了雍睦门及围墙游廊。住宿条件的改善,离学校远的学生也可以在校住宿。

修家谱。咸丰戊午八年(1858),刘舒轩已年过六十,看到穆塘刘氏几百年来瓜瓞绵绵,很想通过四修宗谱,理顺血缘,凝聚人心。于是他发出了四修族谱的倡议。得到了麟轩、梅轩、廷美、胜甫、勋甫、星阶等人的响应。修谱费用由舒轩公一人承担,不向族人摊派。在那些日子里,舒轩公他们冒严寒酷暑,顶风霜雨露,踏泥泞小道,辗转攸衡二县刘氏村庄进行采访,召集刘氏各村族负责人开会,商讨、研究各种情况。刘舒轩提出: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,在求真务实和求全的宗旨下,按房分辈份逐一登记入册,再按世系登载汇总,历经多次反复,不怕麻烦,夜以继日地一家一家核查清楚,全部连贯,进行多次核查,校对,抄写,终于成册。刘舒轩还主持制定了《公议家规十六条》和《训孙篇》,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礼仪为核心,教人以爱国爱家,修身勤劳,约己延福,形成家庭和睦、邻里友善、民风淳朴的良好氛围。

家谱是修好了,但舒轩公心里还有一件事不能忘怀。临死前,把孙子们叫到跟前,传授他们《训孙篇》一纸,二修族谱一卷,说:“四修族谱,本源未详,予不获补矣,五修时汝等当于诸族彦续成,毋负予愿。”

睦乡邻

刘舒轩为人耿直公正,憎爱分明,婊恶如仇,深孚众望。那时,因农田水利灌溉的引水、用水问题,山林纠纷屡屡引发矛盾,甚至激化导致乡民械斗。每闻此类事端肇起,刘舒轩不避个人安危,挺身而出,迅即赶赴现场斡旋调解,平息纠纷,避免惨祸。只要他到,对峙双方皆肃然。刘舒轩开城布公,晓以利害,三言两语化解矛盾,以其德高望重,服膺四乡。就连一些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、土匪恶霸,因刘舒轩坐镇,亦望面生畏,举而怯步。

有人毒杀其瞎眼父亲,反咬一口,说是刘氏族人所杀,致使该族人蒙冤入狱。刘舒轩知道后决定助一臂之力,先后七次跪伏太守公堂,陈述冤情,终于为族人伸冤。鸭塘铺集市每到隆冬腊月的时候频发盗案,刘舒轩到官府慷慨陈词,督使官家派人缉拿盗贼,使集市得以安宁。舒轩公又督促官府贴出告示,禁止赌博,查封烟馆,使世风大有好转。上面派了个姓孔的官员来催促征收田赋租税,有几个姓刘的因为无知触怒上宪下狱,甚至连累族长舒屏学博之职也要被革除。为此,刘舒轩两次找到县里学官,为舒屏辩白,最终舒屏得以伸冤,受羁押的刘姓族人也被放回来了。咸丰壬子(1852)发匪来攸县,当地人蜂拥响应。十四团睦田垅有个姓谭的,与匪首王大汉勾结,也想扰乱地方秩序。刘舒轩洞悉这一情况后,召集众人把姓谭的赶跑了。姓谭的怀恨在心,把匕首藏在袖子里来见舒轩公,企图谋杀。舒轩公见姓谭的无故返回,必有阴谋,也不动声色,与他周旋。等到儿子刘名山等人来到,把姓谭的抓获,送到县里。姓谭的供出与匪首勾结的事实。

刘舒轩常对人说:“人生不能为国家寄安危,必当与一方正风俗。”同治乙丑年(1865)端午节时,太平天国军队路经攸县,当地有人趁机闹事,他们或藏身在鸭塘铺闹市之中,或隐身于崇山峻岭之间,危害百姓。刘舒轩叫儿子刘名山召集乡民,奋勇拒贼,杀死一贼,活捉七贼。有人主张斩首示众,舒轩公却下令把活捉的都放了,众人都不理解,认为这是放虎归山。刘舒轩说:“此等小鬼,诛之不胜,不若令各族户长具领以归。”这些被捉之贼得以不死,对舒轩公感激涕零,发誓以后再不做贼。刘舒轩又以为睦塘地处攸衡交界之处,易于聚贼,建立“十四团”在松山观检阅团兵,朝夕训练。所以当贼兵进犯湖南,各地群起响应,只有睦塘地区平静如常。

 

舒轩公听从母命,积德行善、济危扶困的善行,换来全社会的尊重。他的积德行善,已经超出了修桥补路、寺庙捐钱、冬施单夏舍棉、十字路口摆茶水摊这些常见的积德行善方式。他行的是大善,可以说,他把毕生精力和财力都放在积德行善上面。他认为不论过去曾行过什么善业,都不是永恒的,它们所带来的善果亦无法永存,迟早将会用尽。因此,自己有责任应用财富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!在他的潜意识中,无时无刻不增长着爱、慈悲与善意。他的一切行动,皆为利益众生,他播种着光明的种子。从快乐走向快乐;从光明走向光明。

刘舒轩是做人的楷模。对照舒轩公的事迹,我们每一个人,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,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确实存在着见死不救,见难不帮的事例,然而,在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,好人还是很多的。现在,各地涌现了很多被社会誉为“最美”的人,我想,舒轩公能不能称为“最美”地主?他和众多的社会上最美的人一样,都是不顾个人安危和利益,用爱心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道德之歌。今天,我们颂扬舒轩公这种无私之爱,是我们家族的骄傲,也是整个社会骄傲!我们呼唤更多像舒轩公这样义举的好心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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